气候与文明的诞生|全球新资讯

2023-01-23 16:56:57 来源：哔哩哔哩

一、现代人的扩展与气候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一万年前，人类农业革命后诞生了人类文明。今天谈起文明，似乎是人类的目的性追求，其实不然，农业并不等于农业文明，所谓农业革命实质也是人类生存的策略，最初也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但它引发了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为文明制造了基石。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的作用，内因体现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外因则体现为被动性。显然在原初社会，人是被动的，外因应该起主导作用，亦即自然选择。外因最主要的因素是地理（地缘）环境和气候条件，这两者比较起来，气候条件是动态变化的，最难以琢磨；地理环境相对是固态的，当然也有变化，但频度远低于气候的变化，而且，它的许多变化，特别是地质灾害也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引起。所以人类的地缘选择也是由气候左右的，严格地说，这构成了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其中气候条件起到了关键作用，原初人类社会发展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汤因比有这样一个理论——文明起源于‘挑战——应战’，就是指的人类文明的这个自然选择之路。“文明不可能在优越的自然条件下自然萌芽，而是在面临外界挑战的不断应战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这种挑战不能太过微小，否则激发文明反弹的能量和活力也很小，……；挑战也不能过于巨大，以至于超过负荷，这样也会导致文明发展中途停滞或夭折，比如时刻面临海啸、火山威胁的波利尼亚人，或者在极地严寒中苦苦求生的因纽特人，……。”[1]

自现代人祖先走出非洲，五万到三万年前，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迅速扩张到整个欧亚大陆和澳洲地区。然而，3万年前，现代人遭遇了最严酷的一个冰期，在地质学上称为末次冰期最盛期（Last Glacial Maximum-LGM），持续时间从2.65万年前到1.9万年前。欧亚大陆中高纬度地区的人群在末次冰盛期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基因分析表明，这个灾难性事件过程，既限制了人口规模，减少了新分支的产生，又灭绝了大量的早期分支。在东亚，由于纬度相对欧洲较低，受到末次冰期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北方地区同样出现了大面积的苔原与荒漠，树木生长的北限向南移动了20个纬度。分布于较高纬度或海拔地区人群遭遇了漫长的瓶颈期，而父系以单倍群O-M175为主的人群分布于纬度与海拔较为适宜的地区，在末次冰期所受到的冲击较小。显示正是在末次冰期最盛期及之前一带时间的支系分化，奠定了单倍群O-M175及单倍群O2-M122在东亚地区人群父系遗传结构中的数量优势。也正是在末次冰期最盛期及之前的一段时间，东亚人的遗传结构逐渐趋于稳定，现代东亚人的一些遗传特征开始出现。

1.9万年前，持续了一万多年的末次冰盛期开始衰退，随着冰盖的缩减，全球出现了一个暖期，称为冰后期，现代人类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在1.3万年前到1.5万年前左右出现一段急速增长的时期。但在12800年前，一轮新的冰期突然来袭，原有的升温过程被打断，全球气温骤降，称为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这一降温事件一直持续到11500年前结束，急速降温事件打断了原来人群增长的趋势，造成了一个短暂的瓶颈期。

新仙女木事件对现代人祖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一方面新的冰期引发了新一轮的灭绝事件，人群父系支系在末次冰盛结束后连续分化过程在再次被打断，陷入了瓶颈期；另一方面，新仙女木冰期结束后，不少父系支系提升了生存能力，摆脱了原有的瓶颈，进入了快速的支系增长期，对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考古证明，新仙女木事件结束后的全新世（Holocene）早期人类踏入新通道，通常被视为新石器时代的开端。

挺过新一轮冰期的人们，诠释汤因比“挑战—应战”模式，适应气候突变带来的人类获取食物的变化。考古显示，此时人类食谱出现了以往没有的成分，说明智人为应对资源的突然改变，开始拓宽食谱，狩猎、采集范围和种类更宽泛。由于气温降低，可以采集果实的灌木果树大规模减少，促使人类目光关注到更加广泛存在的草籽，这些草籽在气候变化前也是先民采集种类的一个方面，其中尤其以野生小麦为优。这种草籽类的品种必须碾磨，带来了一系列的加工流程，这样，人们就可能在某一地区居住时间延长，同时也催生一些新的工具产生。而且，新仙女木事件后，在智人广泛扩张的亚热带-温带地区四季变化更为分明，夏季和冬季之间的雨热变化扩大。在四季分明的气候下，夏季食物丰富，冬季食物稀缺，人类开始注重食物资源的储蓄，以免在食物匮乏的冬季挨饿。耐保存、热量高且随季节变化生长的禾本科植物的种子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更加被人类重视并加大食用，农业革命从小麦、水稻、大麦、粟、玉米这些禾本科植物开始，原因恐怕就如此吧。这些无疑都改变着人类的衣食住行，定居逐渐成为一般的生活方式。

在叙利亚、伊拉克、以色列等新月地带以及里海西部发现了1.5万年前的野生一粒小麦和二粒小麦；2018年，在约旦东北部的黑沙漠，舒巴伊卡1号（Shubayqa 1）遗址，发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面包作坊，年代大约在14400年前，石壁烤炉里烧焦的灰烬表明那时的狩猎采集者收集野生谷物和块茎来制作面包的面粉；在东亚，湖南玉蟾岩发现了1.8万年前的炭化稻壳和陶片，在河北、北京东湖林等遗址发现了粟的野生株-狗尾巴草的炭化种子。以色列发现了0.9万年前市镇遗址，可容纳3000-2000居民，显然这是长期定居的累计结果。说明彼时的人类很早就有禾本类植物地采集和食用，在气候适应的地区，如地中海沿岸的黎凡特地区，可能已具备了初始的种植行为(纳图芬文化），气候改变后加剧了这种行为，并显现出定居的姿态,在新仙女木时期，黎凡特纳图芬文化地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第一个大村落，面积约有 2.5公顷，村落居民可能靠种植驯化的大麦和小麦为生，或者是种植它们的野生祖本。”[2]

禾本科植物的选育，起到了农业运作的默示作用。四季分明的季节变化，无意中洒落的种子发芽和生长的周期启发了早期人类，可能就是这样，从随意的采摘走向了有意的栽培。农业在不经意中到来了，采集者变成了农夫，但他们并没有伟大革命的思想，这无非是应对自然变化的又一次“选择”而已。智人从采集者成为农夫后，幻想着就是大面积的粮食种植能够换来舒适安定的生活，这种欲望本身并不会产生今天人们定义的文明。然而，全新世以来的农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新技术带来的人口扩张和对外迁徙奠定了现代各地区人群遗传结构的基础。基因研究表明，在东亚自“一万年前左右开始的全新世以来，Cα( C2c1)-F1144、Oγ(O2a1c1a1a1a)-F325、Oβ(O2a2b1a2a1)-F46、Oα(O2a2b1a1a)-M133、Oδ(O1a1a1a1)-F78五个父系单倍群先后发生了复杂的多层次连续分化，并逐渐成长为东亚地区最主要的五个父系家族，参与了包括汉民族在内的大多数东亚族群的形成。最末次冰期结束后的气候回暖与农业技术的逐渐成熟很可能是带动这一人口增长过程的决定性因素。”[3]

如果全新世保持持续稳定的温暖态势，无疑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境地，人们平静悠闲地生活，估计也形成了稳定的部落形态。在土耳其发现了1.2万年前哥克贝力巨石阵，说明至少那个时候已产生了原始宗教。吃得饱，有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可能还有初始的政治，何必自找麻烦改来改去？的确，自人类成为万物的主宰，就生存压力来说，已降到很小了，进一步适应自然的欲望已不是那么迫切和必须了，我们今天还看见某些封闭的原始部落还残留有古老的狩猎采集的生活，恐怕就是如此吧。这也就是说，人类已失去了应战的动力，或者降至到应战的边界。

但自然从来没有停止过动荡，全新世的大暖期包含了相当多的气候与环境波动。科学家对此做出了专门的研究，中国科学家提出了东亚境内大暖期期间几个重要的气候波动[4]：最显著的是：1)7.3 ka BP及其以前的降温事件，8 ka BP后，有3次温度下降，以7.3 ka BP降温为最剧，这是全新世以来北半球的第一个新冰期；2)7.2— 6.0ka BP的稳定暖湿阶段，这个时期是大暖期最适当的时候；3)5.3 ka BP左右降温事件，对应全新世第二新冰期的冷峰时间，也称为5.5ka BP事件；4)4 ka BP左右气候灾变事件，呈现为灾难多发的情形。

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理论主要指的是自然对应物，但对于人类的文化文明，绝不可能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对应。人之所以为人，正是人创造了文化，不曾想，文化成为了人类演化的第二自然，“当我们改变周围的环境，产生的条件改变又引起新的选择压力。因此，生物演化和文化演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5] 随着文化的发展，文化选择越来越重要。有人类不同文化的对应，才是文明得以成长的两面。

大部分研究认为，人类进入原始农耕，虽然人口增长，但与采集民比较，农民却出现了平均寿命下降的现象。进一步研究古遗骸发现，农夫普遍都有锐器致伤，或重物劈砍的痕迹，说明有过剧烈的争斗，人为伤害降低了人的寿命。气候温暖、湿润而且较稳定的环境下农业稳步进展，生活稳定，人类也越来越依赖农耕生活了。突然的气候变化，就会造成农耕经济冲击，植物歉收，必然面临食物资源的争夺。而且，游牧与农业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在气候不利，尤其是变冷，牧草资源短缺，农耕资源就是游牧民争夺的对象，于是战争应运而生了。从新石器考古看，以文化遗址数量上的变化可以大概反映人类文明的兴衰。虽然每一次的气候突变造成史前文化遗址的低值，但同时也看到，低值后，新石器文化都有一个跳跃式的发展。这正是自然与人对应的结果，把汤因比的文明起源于“挑战——应战”模式扩大，人类社会演进也遵循这个模式，在人类社会演进中，“挑战——应战”，气候突变起到了基因变异的作用，引发一次又一次的变革，促使农业经济反弹式地增长。

如图3显示，二个地区都在7kaB．P．之前，5—6kaB．P．特别是5—5．5kaB．P．以及4—3．5kaB．P．三个遗址数量的低值时段，且三个低值时期恰好是紧随高温期三次气候突变事件之后。尤其在黄河流域大约8—7.5kaB.P之间，整个流域有三、四百年的文化断缺，此时正是处在北半球第一新冰期的玲峰时间。而第一次新冰期后的突然文化遗址的爆发，之前文化遗址短缺，反映出人类文化的零散和规模小。这表明，人类告别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寻求部落扩大，并可能出现部落联盟的萌芽，这样有利于抵御外部的挑战，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同时考古显示，7kaB.P后的文化遗址都显示很高的文化遗存及文化交流的痕迹，说明，人类的发展已离不开文化的发展了，人类逐步脱离了自然的羁绊，至少在主观意愿上，人的能动性进一步提升，意味着人类文明注入人的主动性成分在增长。

考察人类文明史，原初社会人类一直以游群或部落的方式生活在一种平等社会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全新世中期。大约5.5kaBP前后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 该时期全球多个地区近乎同时地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复杂化现象, 标志着人类从平等社会演进至不平等社会. 这一事件被公认为人类社会演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有一种能动性(Agency)理论认为，人类本身才是人类社会演进主要的驱动力，该理论以个体为研究对象, 认为人群中存在一些自我提升者(self-aggrandizer)或自我敛聚(self-accumulator)。他们在人性的“自私”利益驱动下,这个自私说得太狭隘，实际更应该是“激情”，应该是尼采说的“超人”，可认为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他们对声望、财富和地位追求所付出的行动,高尚的说法就是责任驱使。这构成社会演进的主要驱动力，但它却受社会结构和自然因素对个人能动性的限制作用。自有人类以来，原始社会是一种平等的社会，漫长的人类平等社会已演进出极为复杂的结构, 个人的能动性很难轻易突破这种结构的限制，需要机缘，外界条件刹那间的激发。这实际揭示了人所以为人的本质，自人类诞生以来，文化就是人存在的方式，人类文明因子，就如康德所说，先天（不是天生的意思）存在人的思想意识中，外界条件不过起到了激活的作用。

二、人类文化与气候

大量考古证据表明, 在5.5 ka BP前后, 中国多个地区考古学文化几乎都产生了重要的转变. 表现为先前平等社会转变成制度化不平等社会, 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复杂化情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表明，5.8-5.3calka BP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的考古文化遗址均展现出大型聚落趋向为城市的雏形，黄河中上游的杨官寨遗址、长江中下游的凌家滩遗址、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正是这一时期大规模聚落的代表。聚落中出现了带有宗教色彩的祭祀建筑和精美的手工艺品，一方面说明了文化模式变得更加复杂，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分工逐渐出现，人群的阶层开始分化，更为复杂的社会形态初见端倪。中国考古和历史学界将这种复杂社会的出现称之为文明起源, 并将多地区同时出现社会复杂化的现象称之为“满天星斗”式文明起源模式（(苏秉琦)。

这些显现复杂社会的文化遗址同时也有部落间冲突和战争的考古证据。吴文祥和葛全胜总结和分析中国主要史前文化区考古证据，提出了冲突和战争现象的证据，包括象征军权和王权的器、具有防御性质的城墙和环壕、非正常死亡现象等[6]。

. 6.0~5.0 ka BP阶段, 最明显的考古证据是随葬武器开始普遍流行.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江浙的菘泽文化和随后的良渚文化、安徽的薛家岗文化、以及两湖地区的大溪文化，则普遍用制作精良的石钺或玉钺随葬。就是被认为缺乏战争证据的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区, 近来部分墓葬中也发现了一套完整的带柄端饰的石钺。属于庙底沟文化阶段的河南临汝阎村遗址出土了1件成人瓮棺,其上绘有一幅精心制作的“鹳鱼石斧图”, 被解释为用于战争中兵器及战争结果的图。

湖南澧县的城头山城址, 属于大溪-屈家岭文化阶段, 始建于6.0ka BP左右, 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城址, 城头山城址周围还出现了护城河，这属于中国历史时期常见的典型双重防御性设施, 反映了部落间冲突的激烈程度。河南郑州发现了属于仰韶中晚期(5.3~4.8 ka BP)的西山土城以及城壕设施, 也被认为是在战争背景下产生的双重防御体系。另外, 西山城址发掘的10多个坑内还出现了扔弃的人骨, 其中一些人骨明显呈挣扎状, 有的尸骨不全, 身首异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江苏北部地区大墩子遗址出土了插有箭头的大腿骨;中原地区庙底沟(6.0~5.3cal ka BP)遗址一期文化垃圾坑里出现随意摆放的人骨架。进一步证明了当时人群或部落间的冲突状况。即使没有明显的城址，但在所有主要文化区都存在防御性的壕沟设施，包括以前被认为缺乏冲突和战争证据的红山文化分布区, 如内蒙赤峰地区发现了魏家窝铺大型环壕遗址。

这一切与5.5 ka BP气候事件紧密相关。第一次新冰期后，7.2— 6.0ka BP是大暖期最适当的时候，人口增长，从生物学角度，父系单倍群的支系分化在7000到5500年前左右达到了一个峰值，出现了所谓“超级祖先”[7] 。反映出这一时期人口的急速增长与生业方式的转变，庞大的人口基数为大型聚落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人口的急速增长，加上5.5 ka BP气候的动荡，在北方, 粟、黍这两类作物对水热条件特别是霜冻反应敏感. 降温将导致积温及无霜期都相应减少, 极端冷事件频繁发生、幅度增大, 对粟、黍作物生长更是毁灭性的打击；在南方, 5.5ka BP降温期将导致洪涝灾害事件的增加, 影响人类居住环境以及水稻生产环境和产量。无疑导致人口-资源失衡,进而触发人群间的冲突和战争。如前述，这个阶段, 有关部落间冲突和战争证据出现的频率明显增加。战争促使了英雄人物的诞生，由他们践行着社会演进的脚步。中国的历史传说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活跃的，最典型的就是炎黄战争，诞生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亦即华夏英雄人物的产生，诠释文明，进而演变为民族的共同祖先。

古基因研究证明，从那时候起，古南方人群受到了大量北方人群的的影响，使得南方人群成分急剧下降，中国人群结构开始呈现北方人群（遗传成分）为主导的现象。说明北方人群大规模的南侵。这也是5.5ka BP降温事件，北方变冷变干，引发北方人群掠夺性地南移。而北方的南移又是受到更北游牧人群袭扰地影响。根据传说，黄帝部族开始即为活动于北方，亦或西北，总之在北部一系列压力传导下，南侵与原中原的炎帝部族，蚩尤部族冲突爆发战争，并最终拥有中原地区。

三、气候事件，条件限制与文明的产生

汤因比的“ 挑战—应战”文明生成模式，一个关键点是，挑战不能太过微小，……也不能过于巨大，以至于超过负荷。这个模式揭示了文明是在与对应物的碰撞中产生，产生的关键在于碰撞适中。中华文明生动地诠释了它。

经过5.5cal ka BP事件的洗礼，承接大暖期农业文化的蓬勃发展，中国这块土地上涌现出一批高度发达的地方文化，呈现出“满天星斗”式的天下万邦时代。如具有大型宗教遗址和贵族墓地的红山文化，以大型聚落遗址、贵族墓地和发达的功玉技术为特征的良渚文化，建造了超大型城址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以及仰韶文化大地湾遗址的宫殿式建筑等，显示出高度文化的文明曙光。其中最为亮眼的良渚，已被认为是跨入文明的门槛，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的实证。

东亚（今天中国）这块土地，东、南濒临浩瀚无际的大海，西北横亘崇山峻岭和漫漫戈壁，西南阻隔绵绵数千里的青藏高原。在此四面合围下的“内地”，则是一个被东南大海、西北高山、西南高原围合的巨大版块，犹如一个南北放置的无盖茶壶，壶口敞开面向北方。因此，它天然地构成了金瓯无缺、自成一体的地理封闭单元。自然的碰撞及自成一体不同地域间文化的碰撞带来了“满天星斗”般文化的绽放。但缺乏外力的碰撞，自身封闭单元的动力是有限的，所谓农业革命可能就限于到此了，至多进步的时间拉长，象中南美州的文明一样。

文明是人类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晶，它应该有着开放，指向未来的特征，即代表着更进一步的生产力的方向。如果说中华文明，就是最早的中国，即中国文明的产生。以良渚古城为代表的文明是石器文化的顶峰，玉器不过是石器加工的精致化，而良渚文化的玉器技艺已趋于登峰造极的境地。良渚没有发现金属器物和明显的文字遗存，说明农业经济没有革命性的进步。纯粹以石器为标志的文明，有着可预见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再美轮美奂、精美无比的玉器也不会有革命性地变革，不过是停留在大量的土木柄和石头犁铧上。如果说良渚古城遗址已跨入文明的门槛，那么表明它是东亚本土农业文化的最高形态，这个文化如果没有突破，它就有可能走入了一种瓶颈。看一看北美洲，就很清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以青铜器定义的文明标准，喻示冶金术的到来和发展，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它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进步。

历史似乎就是这样演进的，“满天星斗”光彩夺目文化绽放，彩陶、黑陶、美玉交相辉映，如果假以时日，发展下去，是否也会逐渐融合，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中华古文明呢？然而吊诡的是，在距今4000—3500年前，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在长江流域，曾经繁盛的良渚、石家河、宝墩几乎都在距今约4000年前衰落了；同样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辽河流域的小河沿文化等在3700-3500年前也走向了衰亡。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的中原地区文化却逆势而上，大放光彩了，这就是以二里头文化为典型的光芒。

这种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变化，气候再一次发挥它的魔力，同时又诠释黄河成为中华文明成长的自然对应物。经过5.5ka BP事件后，气候再一次进入温暖适宜的阶段，文化、文明又步入增长的通道，然而在4000BP年左右，又突然遭遇了气候异变的打击。灾变是复杂的，不是单一的气温下降。气象学上的“副热带高压”是影响东亚气候的一个显著因素。它是地球大气环流的一个重要系统，一般位于地球南北纬30度附近的副热带大洋上空，对附近区域的水汽、热量的输送和平衡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靠近亚洲大陆，对中国东部、朝鲜半岛和日本等东亚地区气候有着重要作用。中国东部的气温、降水的变化，主要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当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于偏北方的位置时，北方地区降雨会比正常年份多，而南方地区降雨会比正常年份少；反之，当它处于偏南方的位置时，降雨的情况就是北少南多。中国科学家通过泥炭纤维素δ13C值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关系，得出了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历史时期的活动变化，提出在过去5 ka中，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活动分为了4个阶段[8]，如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活动似乎正处在一个偏南阶段。

在距今约4800—4200年前，也就是华夏“满天星斗”的时期，“副热带高压”长期位于偏北方的位置，这样，中国北方，华北长城一带及东北地区夏季持续多雨，并可能出现洪涝灾害。南方、长江流域的夏季降雨则可能持续偏少，出现相对干旱。

这种情形对北方，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乃至延伸到今内蒙古地区，降雨增加利于农作物生长和产量提高，促进了农耕文化，这就是红山文化的星光；对长江流域来说，本来正常年份降雨是较多的，这个时期降雨有所减少，略微干燥的气候有利于河网密布、沼泽泥泞的长江流域泥土干化，出现更多适合耕种的土地，对那里的文化或文明来说，也是好年景。相对来说，这个时期黄河流域就复杂了，这里相对靠近北方的纬度位置，加上一条大河水系流过该区域，所以降雨增多带来了较多的洪涝灾害，治水成为中原人生存的主题，也使黄河及黄河的洪灾成为中原人农耕文化的对应物。大禹治水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

而到了距今约4200年前，东亚大气环流出现了一次重大的调整。“副热带高压”结束了自己长达约600年的“北居生活”，开始向南移动，转为“南居生活”。接下来的约1600年里（距今约4200—2600年），它都将位于偏南方的位置。于是，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时候，东北、华北地区和黄河流域由长期降雨偏多转向降雨偏少，而长江流域则降雨偏多起来。

可以想见，北方长城一线，东北地区，降雨减少给他们的旱地农业带来了沉重打击，北方文化带的农耕文化慢慢衰落下去，曾经繁盛的老虎山原始农业文化发生中断；在燕辽地区，与红山时期发达的农业文化相比，随后的小河沿文化在整个5000～4000aB P期间呈现了衰落的景象。表现为聚落分布的范围仅及红山文化时期的三分之一，遗址数量也明显减少，农业水平明显降低，泥质陶的数量大大下降，且其加工和制作也都比红山文化粗糙和落后；黄河下游海岱地区， 4000aBP前后，龙山文化衰变为岳石文化，其分布范围明显减少，遗址数量骤减，文化面失去了龙山时期的威风和光彩；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晚期及其后，发达的农业经济体系彻底解体衰落了。北方一部分人被迫向南迁徙，山东的龙山文化就是这个时期南移到长江流域的。留下的人可能转向了狩猎、采集和游牧生活。

4O00aBP长江流域降雨太多让曾经的家园变成了一片泽国，适合耕种的田地变少，以水稻种植为基础的农业遭受了沉重打击，他们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别的地方谋生。这种情形主要发生在长江下游，4O00aBP前后良渚文化突然衰落，与其后的马桥文化之间明显地存在缺环。良渚地区遭遇洪水说得到了地质证据和历史传说的支持，在地层上表现为良渚文化层之上普遍发现一层淤泥层[9]；但长江中游地区情况要好一些，所以并没有出现良渚文化那样灭顶的命运，并有可能伴随下游生态问题的移民现象，长江中上游有良渚等下游文化的输入和影响，在石家河文化晚期就明显出现了如良渚文化神面的玉雕式器物。

而此时黄河流域肆虐频乃的洪涝灾害过去了，降雨量变得比较适中，最适合农业发展的时机来到了。大禹治水最后的成功，极有可能是自然本身的变迁。但不管怎样，中华民族在与黄河演对手戏中成长起来了。黄河哺育的黄土高原气候谈不上宜人，但并没有严酷到无法生存。广袤的黄土冲积平原，黄土不但天然就是肥沃的，而且非常松软，易垦易种。这就有可能使只有木石工具时代的人们很自然地发展农业。所谓“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易·系辞下》)。夏秋季节有合适的光热和降水，使植物生长旺盛；积厚的黄土层宜于“穴居”，又令其古人类在冬春季，成功地躲避风寒。辽阔的黄土高原大地，在环境变化和灾难时，也提供了人们辗转腾挪的空间。可以说，黄河催生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也塑造了民族基因。

显而易见，4KaBP事件使中原地区成为人类生活的较为理想的地区，引发频受灾害困扰的其它地区人群纷纷向其移民，形成了一定时期，一定空间上的地理限制和人口压力。有一种经典的观点认为，战争的形成主要源于人口压力和地理限制。所以寻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就是必须的，其战争也是必然的，以征服临近的地区和部族来获得更多的劳动力和土地。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原始国家起源和发展的一种强大动力和刺激因素，也是中华文明形成不可或缺的驱动力[10]。

以夏后氏为典型的中原势力的强劲，且面临空前的压力，必然显示出对外的扩张，扩张可以是和平的，如“涂山氏长女，夏禹娶以为妃”的政治结盟，而“禹合诸侯于涂山”；也可以是暴力的，文献记载，在这个时期还有一个“禹征三苗”的事件。中国考古学界认为，三苗即被中原视为南方的苗蛮，主要指长江中游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11]。根据韩建业的研究，在距今4000年左右一个很短的时段内，石家河文化出现了颠覆性地变化，最有可能的因素就是战争。考古印证了“禹征三苗”的历史记载[12]。于是在北方和南方的诸多文化（文明）相继遭受重创、逐渐暗淡的时候，黄河流域的文明如同一轮圆月，在中华大地上冉冉升空，文明的光芒照耀着大地。天时地利，时代造就了英雄，大禹完成了禹定九州的历史伟业。

同时，文化的“挑战——应战”也一刻都没有停息。中国自成一体，相对封闭地理单元唯一开口在北方，北方开口面向的是广袤的是欧亚大草原，那是连接东西方的一条天然通道。欧亚大草原的两端连接着西亚和东亚，率先进入文明的西亚地区通过大草原传递着它们的文化，对东亚正是不可多得的“挑战”和“应战”。考古证据越来越显明，它是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纽带，远在丝绸之路形成之前。仰韶时期可能就充当了“彩陶之路”，5.5KaBP事件后，随草原部族颜那亚的迁徙，形成“青铜之路”带来了东亚文化的裂变，绽开了东亚文明的种子，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礼器就是写照。

欧亚大草原带来的文化冲击就是中华文明的“人的对手”，与自然对手黄河一样，符合“挑战不能太过微小，否则激发文明反弹的能量和活力也很小，……；挑战也不能过于巨大，以至于超过负荷，这样也会导致文明发展中途停滞或夭折”。

挑战与应战是以对应草原游牧的冲击展开的。蛮荒大草原的文化冲击开始可能是微弱的，东亚、西亚都出现的类似彩陶可能就是一个证明。5.5KaBP事件后颜那亚人的大迁徙真正拉开了冲击的帷幕。屹立于今天陕西北部神木境内石峁古城遗址，可能就是那个时代东亚农人对抗草原游牧侵扰的证明。古城刚好位于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的山地区域，向北是绿色的无垠草原，向南是黄色的松软土地。石峁坚固的城墙，马面与瓮城，并镶玉以借神灵护佑，显示出强烈的军事防御目的。颜那亚的东迁，引发整个草原游牧文化提升及动荡，尤其是马与车，加剧了草原部族的扩张，石峁最大的威胁应该来自北方草原。内蒙古东南部的喀喇沁旗，在距今4300—3600年前属于一个较为繁盛的古老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势力范围。在这里考古发现了马的遗骸，证明有马匹的交流与活动。喀喇沁旗位于欧亚草原带的东端，向南越过燕山山脉就进入中原地区。游牧人群借助马与马车，常能迅疾地突袭石峁文化的控制地区。学者们对石峁遗址出土的76具祭祀所杀人头骨进行了DNA检测，并与当时其他区域的古人遗骨DNA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这些死者与石峁内城区域的人群有明显的区别，说明他们不是石峁古城的“自家人”。祭祀坑里的死者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群遗传关系比较接近，而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与游牧人群在基因上是相似的。说明石峁文化人群与东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或北方草原上的其他游牧人群有激烈的冲突，祭祀坑中那些悲惨的死者，可能是石峁文化人群在战争中抓获的战俘，或者出击草原带劫掠回来的人员。基因分析进一步表明，石卯人群与山西中南部的陶寺文化人群关系密切，这些人群应该都是仰韶—龙山时代农耕社会在人口不断膨胀、扩散后形成的不同地域的文化人群。马和马车技术在草原上的传播，给农耕人群培育了一个强大的对手—游牧人群。农耕人群与游牧人群在历史上的对峙和融合，注定旷日持久，直到近代。

广袤的草原本身就构成了压力的缓冲，所以，草原游牧的冲击是一种多米诺骨牌的传递效果，它减缓了暴力冲击的强度，但也降低了文化传播的力度。而与草原接壤的黄土高原又天然地形成了一个缓冲带，成为亦农亦牧的过渡地带，形成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结合带。农耕与游牧造就了其文化，即历史上成长起来的山地文化，它是应对草原对手适中的注脚。而更早步入文明的西亚地区就缺乏东亚这种屏障、缓冲的封闭格局，两河流域开阔，环伺游牧，同样是4 000aB.P事件，严重的气候干旱事件破坏了农业生产的基础，并由此整个中东地区开始沙漠化，逐渐失去人类宜居的环境，居民大批远走他乡，相继出现了文化衰落现象。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南部的印欧人（包括后据称雅利安“实也是印欧人”）不得不迁移，他们带着陶器和战斧，强烈地撼动着西亚地区（包括尼罗河流域）的文明，甚至到达印度，而这些文明区域缺乏屏障，没有缓冲，没有回旋，遂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所谓雅利安毁坏古文明的故事[13]。

华夏民族与黄河的应对，练就的是内功，那么，与草原游牧的应对，成长的就是外功。传说中的黄帝，就是崛起于西北，那里正是与游牧交往的前沿，挑战—应战培育了强大的华夏祖先。而崛起的黄帝，却必须逐鹿中原才会长大，揭示了华夏民族“挑战——应对”的文明密码。而且这个故事在不断上演，周人在与西北戎狄的应对中崛起，一举推翻殷商王朝，开创中华礼乐文明；秦人在西北练就成“虎狼之师”，歼灭六国，从此一个强大的帝国屹立在东方。

结语

自人诞生以来，就不断创造着属于人类的文化，所谓文化的演进带来文明，自然环境是人类文明诞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唯物主义说的，所谓物质第一，自然刺激人的意识，引发了人的文明思想，而改造世界触发文明。实际这是人所以为人的固有结果，人类的文明思想因子是先天的（不是天生具有的意思），外界的刺激只是激活的因素，气候变化是这里面最重要的激活因素。5000-4000aBP前人类产生文明，是人类文化积累喷发的必然趋势，气候突变恰好充当了不可或缺的引发剂。

注释

[1]肖明“黄土高原，上苍为中国特制的‘舞台’”[J]《中国国家地理》 2017第10期 229—243

[2]“黎凡特的纳吐夫文化-农业起源的开端 ”[J]【美】Ofer Bar-Yosef著高亚云译《南方文物》2014.1 181-194

[3] “从父系遗传看中华文明探源成果"(N) - 知乎 (zhihu.com)

[4]“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波动与重要事件”（A）施雅风等《中国科学 B辑》第l2期 1992年12月 1300-1308

[5]“Tracing the peopling of the world through genomics”基因组学研究追溯人类迁移历史 (N) 2017年1月19日《自然》（Nature）杂志。《知识分子》微博获作者与《自然》授权编译

[6]“5.5cal ka BP气候事件、人口增长、条件限制与中国史前复杂社会产生” （A）吴文祥, 葛全胜等《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2018 年第48卷第2 期: 138 - 151

[7]“中國人的超級祖先”（N）严实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5ddf790101ff19.html

[8] 洪业汤等“过去5000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活动的泥炭纤维素碳同位素记录”[A] 《第四纪研究》第23卷第5期 2003年9月 485-492

[9][10]吴文祥刘东生“4O00aBP前后降温事件与中华文明的诞生”[A]《第四纪研究》第21卷第5期 2001年9月 443-451

[11] “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J]俞伟超《文物》1980年第1期 1-12

[12] 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J] 《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 46-55